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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如此，司法应当把职业法官与陪审法官加以结合，两方面取长补短、互相补充。

4.政府出于行政或其他目的在制定具体规则时违背原有的立法意图执法者或者政府本应该是代议机关的执行机关，没有决策权，但现代社会的复杂性使政府权力不断扩展，尤其是20世纪以后，很多国家的政府都拥有了很大的行政立法权。通过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之间关于立法质量的交流，随着立法质量的提高，也能够避免一些因为立法不当而造成需要进行司法解释的情况，有利于统一和加强我国的法律解释工作。

最后立法不作为不一定需要存在特定的损害结果。[10]刘军宁：《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近义还是反义》，载刘军宁、王焱编：《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41页。立法过失可以由立法机构自己矫正，也可以通过外部力量进行矫正。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在已有法律存在过失的情况下，立法机关的自我矫正需要事先制定一定的预防性宪政原则，比如法国1958年宪法就作了两个制度性规定：一是建立宪法委员会，由该委员会对议会公布之后生效之前的法律进行审查，保证法律的合法性。

[13]孙潮：《代议制与立法质量研究》，载徐向华主编：《新时期中国立法反思》，学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9页。所以，笔者在本文没有使用立法过错这一逻辑上看起来更上位的术语，而是用立法过失来描述立法所产生制度冲突以及侵权等问题。如果提名的候选人只有一人，也可以等额选举。

在地方法院院长这一重要组织任免上，块块中的上级党委行使决定权，条条中的上级法院和本级党委，分别行使协管、建议任免权，由此条条与块块的关系形态日显复杂。早先的宪法、司法制度研究者惯常言称人大是橡皮图章，此倾见，亦在思想上支持了人大对于法院的各项工作的支配力。[12]由此，地方的高院、中院、基层院的正副院长，职务等级序列清晰标列。上级党委在法院院长这一人事任免上，在上级党委行使决定权的前提下，细致考虑法院院长人选与本级党委、政府、人大等部门的是否相容，聆听本级党委的意见，是在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上下级关系时发挥两个积极性[25]这一基本政策的表现。

市、县两级是否提名党委书记作为同级人大常委会主任人选，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根据本地实际情况确定。政法委的协管与组织部的主管的差异就表现为：中央政法各部门领导班子中属于中央管理的干部的任免，由中央组织部考察后征求中央政法委员会的意见，或者由中央组织部考察组吸收中央政法委员会有关同志参加，共同考察提出任免意见，按照有关程序报中央审批。

为了避免选举僵持，将挑剔释放于事先，在干部选拔程序上，设置了酝酿程序。[10]至此，在干部配备上，院长作为同级政府的副职干部选任，高于同级政府的其他职能部门，在党内干部管理任职上得到了固定。[4]一 块块中的上级党委当代中国现代化推进中，至迟从 1956 年建立三十级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工资标准开始，逐渐建立了一个彻底的高度科层化的职业化官员体系，[5]为政权的内部治理构筑了一个基本的平台。2006 年开始实施的《公务员法》将此前仅含摄于党内文件中的党管干部原则明确规定在第 4 条，作为根本原则进行了规定。

在研究中国问题上，传统学术思路亦由此切入关注中国的中央与地方关系，见 James C．F．Wang，Contemporary Chinese Poltics：An Introduction，New Jersey：Prentice all，2002，pp．161 － 177。在目前普遍使用异地交流任职的情况下，人大代表对人选不熟悉，对人选不给予信任投票的可能性较大。法院院长的候选人数一般应多一人，进行差额选举。标题为酝酿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第五章规定了任前的协商程序，意在避免可能出现的政治僵局。

一方面让其在过渡期熟悉该法院的人员构成、审判事务等情况及当地的政治、社会状况，以便正式任命后尽快开展工作。[26]西方选举经验表明在差额选举中，对投票者越陌生的人越容易当选，等额选举则相反。

[13]这样，在地方法院，只有省高院院长，因为是副省级干部，由中央管理，其他干部由省委、省委组织部管理。地方党委的权重还表现为，法院副院长级的干部任免决定权在本级党委，这一任免范围包括所有副院长、纪检组长、政治部主任等院党组成员和非党内职务的副院长级的干部。

[10]《重视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一九八六年二月二十五日在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载《胡乔木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216 －217 页。如解决执行难，在通过提高法院执行机构规格、扩权等方式无效后，法院认识到执行难是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因素相互交织所产生的社会综合性矛盾，要彻底解决执行难，单靠法院一家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运用国家和社会的各种力量，多管齐下，形成合力，标本兼治。如中央组织部规定：凡任免调动干部，主管方须事先征求协管方意见。基层法院院长对应副处长级，副院长对应科长、副科长级。1990 年代以来，鉴于地方保护主义、部门保护主义的抬头，最高法院和上级法院开始强化最高法院对全国各级法院、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在组织人事任命、审判、行政装备等事务上的纵向一体化领导。按照 1984 年中央组织部的规定，在干部管理体制上采取分级管理，层层负责，适当下放人事管理权，中央组织部由下管两级调整为下管一级，中央原则上只管下一级主要领导干部。

以条与块之间在法院院长任命上的权力分配比为表述对象，考量政治决策对国家内部政治控制的不同思路。第一就是发挥好党委的领导作用。

二 块块中的本级党委在机构设置上，四级两审制下的中国普通法院（不含海事、铁路运输等专门法院）的一个特征就是与行政区划设置同一，每一个地方法院均是一级地方政权内的法院。院长的年度考核与升迁、调任时，按照党内组织程序规定，本院中层及一定职级以上干部要对院长作民主测评，如果在本院副院长、庭长、副庭长、审判员的职位、职数、职级、福利等问题上院长不能与地方党委协调得到较好安排，那么这对于院长威信的削弱远甚于院长业务水准不精，而民主测评的结果不高，则可能会影响院长的晋职、晋级或调任。

进入专题： 条块关系 地方治理 法院院长 法院人事 。[16]在上级党委对法院院长任免事项的管理中，具体事项和日常工作由党委组织部负责，此外，政法委对政法各机关也被赋予协管权。

[32]《中共中央关于提名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书记作为同级人大常委会主任人选问题的通知》，1998 年 12 月 13 日，中委[1998]409 号。【摘要】条块关系是不同于西方学术典范的解释中国现象的中国叙事框架。由于非家产制[3]下的官员，都只向产生自己的官员负责，所以不管是条条还是块块，都清晰地意识到只有管住人，才能管住事。在当代政治实践中，一种常见的地方政治格局为：书记根据避籍任职的规定异地交流来本地，而本地人大主任是老资格的本土干部，属于地方实力派。

然而，这类现象并未引起学界的足够关注。只管事，管不住人，人事两空。

基本权力格局仍回复到块块中的上级党委和地方党委这一框架内。尤其是在市场条件下，法院对地方经济的影响日显持重。

该指示的行文中同时包括检察院，为俭省篇幅，该处和以下党内文件，我均略去了关于检察院部分的规定。[20]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印发《地方各级人民法院机构改革的意见》和《关于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机构改革的意见》的通知，1996 年 6 月 1 日，中办发[1996]16 号。

双方意见不一致时，正职的任免报上级党委组织部门协调，上级党委组织部门应当在一个月内提出意见。[6]《最高人民法院政治部关于调整人民法院部分职务配备规格和职数比例的意见》，2001 年 12 月 29 日，法政[2001]225 号。[7]据此，1980 年，中央组织部明确：省、市、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应同省长、副省长、自治区主席、副主席、直辖市市长、副市长一样，列为甲类职务。[8]《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按甲类职务任免省、市、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和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复函》，1980 年 12月23 日，（80）干办字652 号。

[11]结合最高法院政治部关于法官等级评定的通知，可以清楚地识别出中国四级法院院长对应于同级政府的职级：最高法院院长、首席大法官对应副总理级，常务副院长、一级大法官对应正部长级，其他最高法院副院长、二级大法官对应副部长级。刘忠，上海同济大学法学院讲师。

如果地方人大主任对拟任职的院长人选有政治成见或未曾意会的龃龉，则任命可能会不顺利甚至被搁置。条块关系是在中国共产党地方政治治理中出现的特殊政治形态，其中的条条指的是从中央到地方纵向的、工作性质一致的部门体系，如最高法院、高级法院、中级法院、基层法院之间所形成的体系。

其意义在于，这种不同等级在党委管理干部的职务名称表中具有不同位置，四级两审制下四个层级的法院院长归口管理的党委级别不同，在同一个法院内的干部也分属于不同的党委干部管理序列，这是党管干部政策的具体表现方式。就与法院发生关联而言，还有人大法制委、内司委、人大常委会法工委。